十四、那个雪天,我走进索邦,站在楼内的小广场上,望着纷纷扬扬、从天而落的雪花,激动不已。我想俯下身去,亲吻地上每一块石头。因为这所有着七八百年历史的大学,古老得让我心碎;因为它承载了现在以及它最初的文明,未曾断绝。
十五、只知道拆除过去的人,将来也会被人拆去,其结果是每一代都会在“拆迁”中疲于 奔命。雕栏玉砌应犹在,古老的文明之墙上,用摩登的油漆写着斗大的“拆”字 。 它有着鲜艳的白色,我却看到了黑暗。
十六、我不会像芮成钢那样做急于“代表中国,代表亚洲,代表世界”的“三表人材”,我只想做“一表人材”,只代表我自己,靠着自己的经验与理性发言,不强迫任何人。
十七、读书人一生取经,命当如此。你几时听见唐僧抱怨:”悟空,怎么有那么多妖魔鬼怪想吃我的肉呢?”你既然走了取经那条路,一切都是你应得的。你只管取你的经,走你的路。有白骨精不是你的错,没有悟空也不是你的错。
十八、散步是日常的,远足却需要机缘和更精心的准备。
十九、没有人本主义与秩序文明的根基,幸福会像天上的星星一样美丽浪漫却不在我们身边,而自由随时会摇身一变,变成一根驱赶他者生活安宁的皮鞭。
二十、当你睁开眼睛,星星有了光;
二十一、没有比生活更古老的过去,也没有比生活更更加高远的未来,无论生活经历多少波折,困苦与残酷,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亘古如新。
二十二、在和陈独秀的信中胡适表示,争自由的唯一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争自由的唯一理由,换句话说,就是要大家容忍异己的意见和信仰。反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
二十三、我不要天堂,我只要底线。因为没有底线,就没有自由。
二十四、第四种就是开放民众参政,推进公平政治竞争,即民主化改革。最近的案例就是印度尼西亚。苏哈托当政虽然推翻了腐败的苏加诺政权,也带来一定的经济发展,但以后苏哈托集团及其家族势力愈益腐败,把印度尼西亚经济搞垮了。印度尼西亚曾被认为在苏哈托下台后,最可能出现暴民政治和种族屠杀,因为全国有几千个岛屿,几百个部落。但十多年来,民主化的方向明确,步子虽然摇摇晃晃,一步步走过来,对腐败在高层的抑制效果很显著。最基本的一点就是媒体开放,然后最高层让法律系统独立运转。一个社会对付腐败最重要的两个工具,一是透明的媒体,二是司法独立。如果这两个工具都是在官僚集团的控制之下,他们永远也不能自砍手脚。
二十五、第二条路是暴民政治。这个暴既有暴力的意思,也有狂暴的意思。这方法就是以不受法律约束的暴民运动,狂风骤雨般地冲垮腐败特权的官僚体制。其结果是:官僚体制当然被打得鸡零狗碎,但同时社会受到全面破坏,生命财产,教育文化受到的损伤不计其数,这方面,中国曾经深受其害。
二十六、其实文字秀美者众,难得的是见识;见识明辨者众,难得的是态度;态度端厚者众,难得的是心地;心地温暖,更需要脚踏实地身体力行,方是做学问,求真理,提问解惑,治世济人之道
二十七、我将用心于此生此地,这是我的人生,我必让它圆满,这是我的土地,我必让它自由
二十八、除了思维的乐趣,我几乎没有长久的乐趣。
二十九、在弗里德曼看来,政府仍不过是一个手段,一个工具。政府既不是一个给我们带来恩惠与礼物的人,也不是使我们盲目崇拜和为之服役的主人或神灵。所以。“除了公民们各自为之服务的意见一致的目标以外,他不承认国家的任何目标;除了公民们各自为之奋斗的意见一致的理想以外,他不承认国家的任何思想。”否则,这种个体与国家职能的本末倒置必然会腐蚀一个国家自由的根基。
三十、“自修自持莫道此间非彼岸,即心即佛须知东土是西天”
三十一、我热爱生活并且喜欢安静。我更想坐在阳台上读几本书,懒洋洋地过一上午,而不是坐在电脑前与世界抱成一团
三十二、第三种方法是所谓的开明专制。中国观摩最多的,是新加坡和香港。这里既没有多党公平竞争的普选制,同时,腐败受到严格控制。中国高层这些年来最想引进的就是这种体制,但是这种开明专制整体上对中国似乎并不适合,虽然有些局部方法可以参照。最大的区别就是规模,新加坡四百多万人,香港700万人,等于中国一个中等城市。中国13亿人口的社会怎么可能像它们那样,在拒绝民众参政和治理腐败之间得到平衡呢?
三十三、无论是拍电影还是写小说,如果导演、作家的目的只是让人流泪并在此基础上大赚票房与稿费,我觉得他们都自轻了,因为他们将自己或者自己的作品降到了芥末的水准,而事实上他们又不像芥末那般灵验。
三十四、“悲观是卧底”,即悲观会与不如意的环境形成合谋,里应外合,掀翻我们的斗志。
三十五、对于“禁止践踏草坪”这个规定,我是一直不太能理解的。这不是因为我有破坏草坪的欲望,而是因为走遍世界许多地方,发现草坪通常都是给行人歇息、野餐或晒太阳的地方。否则,我真想不出这草坪还有什么更重大的意义。若为绿化,为何不直接种树?遗憾的是,这草坪在中国更多只能是个形象工程,而非生活工程。
三十六、胡适:“做学问要于不疑处有疑,待人要于有疑处不疑。”
三十七、我心目中的好书,有两个功能:一是能够塑造我的灵魂;二是能够使我更好地认知这个世界,与这个世界交往。
三十八、一百年前中国还有凌迟,五十年前中国还在喊万岁,四十年前中国还在破“四旧”,三十年前中国还不许跳舞,二十年前中国还在争论姓社姓资,十五年前中国还没有普及互联网,十年前中国还有收容遣送条例,五年前中国还没有物权法,两年前中国还没有微博,一年前中国还没有通过城乡居民选举同票同权……社会终究是在进步。
三十九、在伽利略因为“害怕皮肉之苦”而选择妥协后,他的学生安德雷亚怒气冲冲地质问他,“没有英雄的国家真不幸!酒囊饭袋!保住一条狗命了吧?”而伽利略的回答是:“不。需要英雄的国家真不幸。”
四十、如果你一直找到了自己的天命和意义,剩下的最重要的事情,不是你要改变世界,而是不要让世界改变你。
四十一、诙谐社会,自有气象万千。2007年夏天,波兰《Wprost》周刊做过一期封面文章,拿总统莱赫•卡钦斯基和总理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开玩笑。只见这对双胞胎政治家一左一右,吸吮着左右开弓的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奶头。只是,同样的乳房,进口到中国网站就不一样了。只要对比原版封面,就不难发现,那张封面被做了细节化处理。看着那些粗颗粒的马赛克,心地柔弱的中国读者难免会心生同情——这双可怜的波兰兄弟吃的也不是放心奶,而是玻璃渣子。
四十二、地广人稀,街道荒凉。想来想去,就觉得中国街道不是太拥挤了,而是显得有点冷清。它需要有更多的人道,期盼更多的人来,带着对知识的热忱与对理性的信仰,带着心底的温暖和瞳孔里的爱。一个没有学会彼此尊重与担当的民族,是不可以奢谈幸福的。
四十三、身处转型时期,对自由的争取与保护,对公平与正义的谋求,正因为不可一蹴而就,所以更需要日常的持久的参与。中国人无疑是世界上最能隐忍的民族,不幸的是,这种隐忍通常都用错了方向。人们有耐心忍受苦难,却没有相同的耐心去结束苦难。
四十四、有什么样的心灵,便有着怎样的目光。传播学理论同样认为,任何意义的完成,关键在于信息接收者。一方面,它意味着我们因此获得了解释生活的主动性,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我们可能因为自己的偏见对信息发送者进行观念上的附会与迫害。
四十五、推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你的每一句话,都可能是最后一根稻草。你不要去掂量你此前堆积的那根稻草不是最后一根稻草就说它份量过轻,或者没有重量。当然,在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每个人的力量都是有限的,这种“无力感”也是无比真实的。但是,也正是因为这种“无力感”,才更需要执着。许多人,之所以平静而坚定,活得从容,就是因为他们看到,上世纪做不完的事情,可以这个世纪来做;那些一天永远做不完的事,可以用一生来做。
四十六、当农民守不住自己的土地,法官保不住自己的良心,警察看不住自己的房屋,千万富翁会被灭门,而你握不住手里的笔……这样的时代,没有谁比谁更幸运,只有谁比谁更不幸。
四十七、需要追问的是,当我们花费一生中最宝贵的时间换回一大堆死后并不带走的东西,在我们和这些东西之间,究竟谁占有谁?是我们占有物品,还是物品占有我们?
四十八、事实上,从我意识到我要守住自己的“第六中自由”时开始,我便想着做这样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了:若非必要,以后一定少上网。我热爱生活,并且喜欢安静,我更想坐在阳台上读几本书,懒洋洋地过一上午,而不是坐在电脑前,与世界抱成一团。
四十九、何世无奇才,没在沼泽中
五十、我听到了一个发自内心的声音:“嘿,你为什么要在这里等机会呢?你年轻,还有梦想,你能为自己决策。那个有决策权的你为什么不给有梦想的你一个机会呢?你为什么不让他去试试呢?如果连你都不肯给自己机会,谁还会给你机会呢?”
五十一、没有谁的人生可以复制,你也没有必要去复制,你只能做最好的自己。时代也一样,没有谁可以回到已然逝去的时代.......
五十二、我思故我在,而不是我征服故我在。我不必通过说服别人或者让别人臣服于我的观点证明我自己存在。
五十三、归根到底,国家只是全体国民缔约产生的一个组织,是国民用以谋求幸福生活的工具。在此意义上,爱国主义者真正要做的不是忙于督促每个人去爱国家,而是要让国家能够爱每一个人。
五十四、这个世界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独立思考者,另一种是想当然的附和者。前者为精英,后者为“大众人”,区别不在于禀赋,而在于对人生和周遭事物的态度。
五十五、生活,让战争走开,让帝国坍塌
五十六、知识分子是世间最容易自我毁灭的物种。当他攀上权贵俯首称臣的时候,他死了;当他投靠金钱出卖良知的时候,他死了;当他谄媚民众放逐理性的时候,他死了;当他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时候,他死了;当他身陷逆境之中,因为心怀畏惧而毫无作为的时候,他死了;当他以为真理在握而绞杀他人反对的意见的时候,他死了。
五十七、托克维尔说: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只有伟大的天才才能拯救一位着手救济长期受压迫的臣民的君主。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让人无法忍受了。
五十八、我们怀念过去不是因为过去有多美好,而是因为我们年轻。
五十九、幸福,首先源于可以选择。不能离开的天堂是地狱。
六十、你可以剥夺我的自由,却不能剥夺我对自由的不死梦想。你可以摧毁我的美好生活,却不能摧毁我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
六十一、你感受,生命从此有了时间;
六十二、如何在新文明里生活呢?“容许犯错,不妄下断言,尊重多样性,再加上一些幽默感及有所节制,这些是我们展开二十一世纪的新旅程时,行囊中不可或缺的求生工具。”
六十三、我现在要做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若非必要,以后一定少上网。我热爱生活,并且喜欢安静。我更想坐在阳台上读几本书,懒洋洋地过一下午,而不是坐在电脑前,与世界抱成一团。
六十四、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也在一定程度上试过,那就是军人当政。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非洲,拉丁美洲都发生过多起军人,尤其是少壮派军人以救国委员会的名义上台,理由常是:文官政府腐败无能,社会矛盾日益突出。但是其结果只不过是用枪杆子赶走了腐败的文官集团,但并没有用枪杆子来推动经济的长期发展。巴基斯坦大部分时候都是军人专制,其后果不过是以更秘密的方式,把以前文官政府的广泛腐败变成军人集团的封闭性腐败,同时军人又不会搞好经济,所以这种方式只能在极短时间里赶走一个腐败文官体制,不可能使国家在经济上长时间发展。
六十五、打开几个网页,关掉,一天过去了。打开无数个网页,关掉,一辈子过去了。我现在要做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了:若非必要,以后一定少上网。我热爱生活,并且喜欢安静,我更想坐在阳台上读几本书,懒洋洋地过一上午,而不是坐在电脑前,与世界抱成一团。
六十六、你是宇宙,最古老的王者;
六十七、相较而言,像我这样生于七十年代的一代人,从整体来说却是非常幸运的。这代人稍稍懂事时正好赶上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大凡努力,多有报偿。虽然其间不乏时代的波折,但中国走向开放与多元的大脉络、大趋势已经无人可以改变。
六十八、历史不会简单重复,却总是那样似曾相识。
六十九、个社会对付腐败最重要的两个工具,一是透明的媒体,二是司法独立。如果这两个工具都是在官僚集团的控制之下,他们永远也不可能自砍手脚。丁学良认为,如果把二十世纪的中国政治和比较政治放在广阔的背景上看,过去的二三十年,是中国的官僚制恢复和发展的二三十年,是中国社会全面官僚化的二三十年。
七十、国界这人造之物,既为人类的自由而生,也将为人类的自由而死。
七十一、有人说,鲁迅是杂文,胡适是评论;鲁迅是酒,胡适是水。酒让人看到真性情,也看到癫狂,唯有水,才是日常所需,是真生活。
七十二、罗曼·罗兰说过,当一个人觉得自己国家无药可救并且因此失去了批评它的兴趣时,他也就会变得开朗起来。我们不能再“丢人”了,乐意批评政府、谋求社会的人,国家理应好好珍惜。他们的良心是我们的福祉。
七十三、生于“80后”的大学生们,时常向我感慨他们的不幸:“当我们读小学的时候,读;当我们读大学的时候,读小学不要钱;我们还没工作的时候,工作是分配的;我们可以工作的时候,却找不到工作;当我们不能挣钱的时候,房子是分的;当我们能挣钱的时候,却买不起房子……”这不是抱怨,而是现实。
七十四、生活不是童话,童话里也有大灰狼。
七十五、你若守得住自己,也便守得住世界
七十六、蚊子在嗡嗡叫,谈不上要表达什么观点,鲁迅先生却说人家是在杀人之前搞演讲;一阵风吹过去,大概也没有表达什么观点,但是神经质的林黛玉却听到了风在哭诉。
七十七、心理学家将“跳蚤效应”解释为“习得性无助”。简而言之,长期积累的负性生活经验,会使人丧失信心,继而丧失创造力。帕斯卡说:“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让自由思想成为一种价值观,让自由表达成为一种可选择的生活方式。
七十八、大众人:他从不根据任何特殊的标准——这一标准的好坏姑且不论——来评价自己,他只是强调自己“与其他每一个人完全相似”。除了这种可笑的声明之外,他感觉不到任何烦恼,反倒为自己与他人的相似而感到沾沾自喜,心安理得。一个真正谦逊的人则会试图评估自己的特殊价值,努力发现自己可能拥有的这种或者那种才能,或者任何一方面的特长——儘管他最终可能发现自己並没有什么非凡的禀赋,天资平平,但他永远也不会认为自己是一个大众人。
七十九、人们渴望像沙滩一样自由自在,如果沙滩不被压迫的面貌符合人的本性,那么就应该掀翻沙滩上的铺路石,以争取不被束缚的自由。
八十、只要你站得足够高,就会发现,大地是星空的一部分。
八十一、人们总是相信眼见为实,却忘了提取意义时存在的视觉盲区。
八十二、河水走了,桥还在。日子走了,我还在。
八十三、人——这脆弱的会思想的芦苇,有时更应该像大海一样坚定,不要因为陆地上人多而否定自己的汪洋海水.........
八十四、所以我想对那些正在努力或试图改变自己或时代命运的人说,不要在意周遭对你做了什么,关键是你自己在做什么。你想得更多的应该是自己做什么,而不是逆境对你做什么。换句话说,当我们操心积极生活多于操心那不如意的环境,也许才更有意义呢!
八十五、你不能决定太阳几点升起,但可以决定自己几点起床。
八十六、如果三月播种,九月将有收获,焦虑的人啊,请你不要守着四月的土地哭泣。土地已经平整,种子已经发芽,剩下的事情交给时间来完成。
八十七、关乎心灵的东西,往往是向善的;导致人走向罪恶的,往往是人的理性抉择,是计算。
八十八、你迈开双腿,森林有了路;
八十九、任何诗歌之美都不是用圆规与坐标计算出来的,因为写诗不是安装水管。
九十、语言是一个民族的血液,是承载文明的江河,失去它,就失去了根本。这与古人所说的“亡其国、先亡其史”的道理是一样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生。若是将汉字消灭了,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来说,“山河”就不在了。
九十一、梭罗坚称,“如果我像大多数人那样,把自己的上午和下午都卖给社会,我敢肯定,生活也就没什么值得过的了。”梭罗同样看破人类文明的悖谬与困境,“如果一个人因为喜欢树林,每天在树林里度过半天时光,那他可能被人看作是流浪汉;可要是他全天做个投机者,锯光树木,让大地光秃秃,人们却把他看成是勤勉进取的好公民。”
九十二、愿岁月不负天地,愿此生辽阔高远。
九十三、没有对历史宽厚的接纳和对前人智慧劳动的尊重,忽视人类生活在文化与记忆之中,忽视人对过去与未来的高贵怀想,那么现代化就会掏空意义,沦落为一种庸俗的拜物教。
九十四、人类的真正希望就在于,经过千百年的磨难,终于意识到真正的革命是从人人都是国家战士的极权社会过渡到自由人联合起来的公民社会,从刀剑共和国过渡到思想共和国。
九十五、二十年前,我扔下了锄头和诗歌进城。一去不返。我庆幸自己现在找回了诗歌,我还要找回我的锄头。
九十六、一个人的完整权利,至少应该来自两方面的自治,一是思想自由,二是身体自由,而身体自由同样包括行动自由与审美自由。
九十七、你思想,大地从此万物奔流;
九十八、胡适——“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九十九、由一群平等的奴隶选出一个奴隶主的政治,那不是民主政治。
一百、我一直坚持的一个信念是,改变不了大环境,就改变小环境,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你不能决定太阳几点升起,但可以决定自己几点起床。
一百〇一、如果自己未得解脱,就不要面对公众写字,不要去说悲观的话,因为这个世界最不缺的就是绝望,更不缺虚假的矫揉造作的绝望。
一百〇二、广场上,人挤人,你不知道方向在哪里,但如果你站的高一点,看得远一点,就会发现周遭的种种拥挤对你毫无意义。
一百〇三、你归于寂静,世界再无消息。
一百〇四、许多人,之所以平静而坚定,活得从容,就是因为他们看到,上世纪做不完的事情,可以这个世纪来做;那些一天永远做不完的事,可以用一生来做。
一百〇五、当有的年轻人向我感慨不知道将来做点什么时,我会给他们两个建议:如果不想浪费光阴的话,要么静下心来读点书,要么去赚点钱。这两点对你将来都有用。
一百〇六、须知你的天命,就是在你的星空闪亮。
【熊培云简介】
熊培云,新闻工作者。《南风窗》驻欧洲记者(主笔)。《南方都市报》、《新京报》、《南方周末》、《东方早报》专栏作家及社论作者。其文字自由、明辨、宽容、温暖,近年来在《南风窗》、《南方都市报》、《新京报》、《南方周末》、《亚洲周刊》、《信报月刊》、《凤凰周刊》、《散文》等海内外知名华文媒体发表评论、随笔千余篇。2005年和2007年,以其理性且有情怀的思想、温和而向上的力量两次入选世纪中国网友“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 致力于建设一个人道的、人本的、宽容的、进步的、每个人都可以自由思想的中国与世界。